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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专业视角

时间:2016年08月06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摘要]历史观可以用关键词唯物与科学来修饰,确非传统中国的推背图或烧饼歌之类的“迷信”。而其戏说之意义,在于将那些自以为真理的严肃命题,以戏谑方式推向逻辑的极致,从而照见其荒谬不经处。

本期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文章要点

中西汇通还有着另一种模式,一种臭味相投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强化中国固有国粹宝贝时,也让西方世界为我们的恶趣背书。以最现代的话语,言说最古老的神话,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完成了“对接”“转型”,这样的中国化魔术,与其用“创造性转化”这个不中不西的生造语词,不如用“借尸还魂”这种具有中国元素的纯正汉词来表述更恰当且更传神。

“刘姥姥”戏说历史必然律

“刘姥姥”自然是大观园里的人物,不过这里特指民国要人吴稚晖,他字“敬恒”,曾自称“大观园里的刘姥姥”,其言谈举止也确乎有着姥姥的兴味,故民国政要多以“姥姥”称之,亲切而不失真趣。



邓文初: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专业视角


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吴稚晖(右)将《中华民国宪法》交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左)——来自维基百科

1943年10月31日下午8时30分,中央广播电台请吴稚晖委员播讲《蒋主席五十七年前的生日》,妙语生花,难得一见,故摘抄如下:

今天是蒋主席诞生以后第五十七个生日。依中国六十花甲子来说,今年是叫做癸未年。这算到六十年前的癸未年,是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那时候,总理是十八岁。他在檀香山夏威夷学院读书。他哥哥德彰先生,恐怕他多沾了外国气,叫他回国,这年,总理十八岁从美国回国。他虽然革命的思想已经充满在肚子里,却还没有具体的条件可以说明出来。那时,蒋主席还用不着出世。故要等到那年的四年之后,才有不得不出世的理由。于是有五十七年前的生日。

因为总理从十八岁而十九岁而二十岁……总理二十岁在香港与四大寇倡言革命的一年,便是丁亥年。是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世界上于他的革命,还没有人显著的觉触,而空气中已惊动了中国的列祖列宗。知道这么一来,革命的开场楔子,一定在三四十年内会做成功了,而革命的三民主义全套完成需要的年数可绵亘至一百年,孔子就早早说过,善人为邦君子,才可以胜残去杀。若止生一个总理,恐限于年寿,不够让他唱完一曲独角戏。于是赶紧生一个人继承。蒋主席就是不得不于那丁亥的西历十月卅一日,就是今天便呱呱呱地出世了。以便总理赠他的对联曰:他日安危终须仗(他日即指今后胜利建国的数十年)。又可以呼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须努力的同志,蒋主席就是最要紧的一个。这都是无巧不成书,毫无半点迷信。

姥姥强调这些话“毫无半点迷信”,但如果这不是迷信,又是什么呢?这里需要简单交代一下姥姥吴稚晖的思想背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吴稚晖的大名可能稀见——他曾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为五四前后科玄论战中的要角。当时的论战,张君劢持主观人生观,丁文江则为科学代言,双方一场混战,打出了此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地盘。在这混战中,吴稚晖站在卫护科学的一方,是唯一得到胡适嘉许的“先生”。在总结这场论战时,胡适说:“我总观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吴稚晖提出的科学人生观,被胡适总结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对于那些反对科学、倡导国学的玄学鬼,吴稚晖的痛批淋漓尽致,至今值得一读:

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由此可见吴稚晖的“主义”,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物质的,因此,其历史观可以用关键词“唯物”与“科学”来修饰,确非传统中国的推背图或烧饼歌之类的“迷信”。而其戏说之意义,在于将那些自以为真理的严肃命题,以戏谑方式推向逻辑的极致,从而照见其荒谬不经处。



邓文初: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专业视角


吴稚晖(1865年3月25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一名脁,字稚晖,以字行,通称吴稚晖。晚清秀才、举人、书法家,中华民国政治人物、中央研究院院士。——来自维基百科

历史事件是一出傀儡戏?

当然将上述“谀辞”当做历史观来处理,免不了“过度诠释”之讥。不过没关系,至少,在上述谀辞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出某种“历史目的论”的意味,而“历史目的论”(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历史神正论,其背景为基督教)正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枝,正如历史工具论。在这种史学话语体系中,历史仿佛具有意志,这意志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绝对的。即人类的历史进程,必然按照它的意志运行,人类历史只是这个绝对意志自我实现的具体体现;人类,尤其是那些英雄人物、政治领袖,表面看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质却无非历史的工具。不是他们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他们。

当然,在黑格尔体系中,历史是世界理念;在历史学家兰克体系中,是上帝;在黑格尔左派体系中,是经济;在所有的民族主义体系中,历史则是民族、社会、文化,或者“非个体力量”……概念尽可不同,但主体却总得有一个,就是那种绝对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它是唯一的主体,而人类,不管是风云英雄还是氓之蚩蚩,只不过它的工具而已。傀儡,无数的傀儡,被那个绝对意志操纵,实施其理性的狡狯计划。

所以,“如果没有某某,历史还会创造出另一个某某”“某某只是某个阶级的代表,而不同阶级代表不同的经济利益,只要这种利益存在,它就会产生自己的代表”,等等历史叙述,就会在主流话语中一再出现,其影响所及,连那些本该严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免俗——虽然其论述会略微谨慎、细致。

英国历史学家、苏联史专家卡尔(他是名著《历史是什么?》的作者)也曾有过这样的判断。在《苏俄史》中,他将斯大林看作1920年代新苏维埃官僚体制的产物(这一观点也是斯大林政敌托洛茨基的,可见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时会深受其研究对象的影响)。在该书第五卷中,卡尔将20年代苏联党内权力斗争中的主要角色放置在政治结构中,认为权力冲突及个人命运都是制度的产物,他强调个体行动背后的“非个人力量”,由此,在书中,政治人物便成为某种历史力量的代表:斯大林代表的是党内那些封闭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恐惧症;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是其中西化、开放的取向。他们构成对立的两极,因此,斯大林的肃反、政治屠杀,只不过代表着苏联社会两种不同取向、利益的冲突、决战。斯大林乃是这种冲突的工具,“作为其所处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很少有哪一个大人物如斯大林这么显明”。其政治行为虽充满暴力,其个性虽冷酷残忍,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必须的,“形势比人强”,与个人无关。在此,区分个体与非个体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个体“即是非个体力量的产物,又是非个体力量的体现”。总之,个体无非是“非个体力量”的工具。

斯大林如此,希特勒亦然,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如此。历史人物无非傀儡,历史事件更是一曲傀儡戏,而人们,乃是那些舞台之下骚动着的人头。

英国历史学家的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很能有同道,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不期然就使用了“傀儡戏”这种中国式表达。

傀儡戏与历史观

一直有一个疑问,在没有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中国,科学何以会无根繁植,且一纸风行?五四口号之一即科学,此后是科学历史观一观独大、他者披靡,再此后则是将科学定为国策,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似乎国人真的接受了“科学”的熏陶,一洗经学时代的盲从与迷信。尽管其中涉及话语霸权问题——起先是西化的话语霸权,此后是笼罩一切的权力话语——但在这些台面话之下,在那些意缔牢结编造者、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群体之外,“科学”真的只是“欧风美雨”湿地皮,没有深入骨髓的力量?

研究科玄论战的美国史家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指出,此科学非彼科学,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科学,而是将科学当做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做“科学主义”、当做工具来使用。“科学技术是……”得到普遍认同,乃是将科学工具化的经典表达。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也说,起初中国人把科学当洪水猛兽,现在中国人则把科学当巫术,唯一没有的是把科学当科学。这些解释部分解决了我的疑惑,但就“科学主义”与玄学中国的接榫模式而言,并未提供确解的论。是什么因素让西方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主义”并泛滥中国?如果这就是科学的“中国化”,则,这魔术般的“中国化”究竟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邓文初: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专业视角


傀儡戏

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我更愿意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而非思想史的文本分析法。今年6月中旬到黄土中国游历,看到中原农民沉浸在皮影、傀儡戏中那种如痴如醉、若疯似狂的着魔状态,也曾引发了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同情理解”——百姓在观看傀儡戏时的那般投入,那般沉醉而不能自拔,难道不是在面对自己的身历,对影自省、顾影自怜?那些终日劳碌的农人,平日难有机会面对自己、思考人生。只有在观看傀儡戏的“解放”中,才能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与心智自由,也才有了品味自己那被操纵命运的机会,看见人生那无可逆转结局,看见那结局的凄凉与悲苦。在这样的命定中,人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无意义,除了一声浩叹的徒然,一掬泪花的潸然外,还能如何?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演戏人如此演绎,看戏人如此理解。傀儡戏展现的,想必是这种人生的认知:人只是某个意志的工具,人的命运早已注定。自然,这种“决定论”绝非戏语,戏外生活乃是创作源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乃是其古典表达,上述“姥姥”的祝寿词算是一种现代的戏谑版。



邓文初: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专业视角


村头观戏

傀儡戏传入西方,一定造成强烈的心理恐慌,连对中国文化不甚关心的尼采也恶梦连连,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专门提及。也正是从傀儡戏中,尼采看到了一种历史状态与历史观念——工具论的人生观及工具论的历史观——决定论的强大根基,才决意要彻底清除其思想毒素。

科学主义背后的工具论,与傀儡戏背后的工具论,两股浊水终于合流,“科学”的中国化算是找到了接榫之处。由此我们知道,中西汇通还有着另一种模式,一种臭味相投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强化中国固有国粹宝贝时,也让西方世界为我们的恶趣背书。

以最现代的话语,言说最古老的神话,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完成了“对接”“转型”,这样的中国化魔术,与其用“创造性转化”这个不中不西的生造语词,不如用“借尸还魂”这种具有中国元素的纯正汉词来表述更恰当且更传神。有时,汉语世界发生的事还真的只能以汉语表达。原因呢?也许是,我们的心智还处在创造那个汉语词汇的中古世纪吧!

(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在历史的废墟上”系列文章

01 邓文初: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

02 邓文初:为什么许多民族会沉迷于捏造历史?

03邓文初:革命话语与政治逻辑

04邓文初:历史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05邓文初:历史预言何以会像巫术一样?

06邓文初:对民族主义的社会性盲视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简介

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代思想史、抗战史等。文备众体,以思想随笔见长。有《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之旗》和《抗战总动员》之“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等专著及《失语的中医》、《湘西古长城考》、《谣言九论》等论文总约二百万字行世。目前正在撰写《儒教政治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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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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