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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思想现场

时间:2016年08月06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摘要]但不是所有冲突都会产生好的、建设性的结果,有很多冲突是毁坏性的。这就需要问,我们的冲突是不是二元对立那个意义上的冲突?我的看法,不一定是。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章要点:

1.面对文化的极大丰富性,我们很容易马上发生一种文化心态,想以最简单、明了、清醒、及时的方法把它把握住,这就产生各种夸张性的立场陈述。但在无数个二元简单的对立冲突之中,互相的冲撞会对冲,逐渐会形成健康多元的判断。

2. 任何社会在它出现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巨大的悸动和争议。在变革的前夜,有的时候时间会很长,有的时候倒退,有的时候停滞,但这种讨论通常是变化的开端。

3.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从年龄段来说,50后、60后要高度地自我反省,因为这两拨人登高望远、叱咤风云、领袖欲望太过强烈,像我这样随时自我解嘲的人会看到这种状况不能延续下去。

【编者按】文明是人类精神的成熟状态,中华民族意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应只有特殊的民族文化,根本还在于能否在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表现出某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日前,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任剑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做客腾讯思享会•思享闲谈系列活动,围绕“中华文明的文化创制”展开讨论,思索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困境和出路。以下为现场交流互动环节部分实录:



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思想现场


任剑涛:“所有公众都是幻影公众”

提问:在当下中国流动的社会结构中,我们即使在原地不动,也会遭遇越来越多元的人群和观念,我们也越来越多地需要跟多元文化打交道,这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望京已经成为很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还有广州的黑人居住区等等。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将要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是多元文化的认同危机,因为我们目前在朋友圈最容易看到的恰恰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社会情绪的二元对抗。我想了解一下,在设想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创制”里,怎么调和当下中国文化观念上的二元撕裂和现实生活中的多元文化认同要求?



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思想现场


活动现场

任剑涛:对实际社会生活中文化表现出来的对立性不必看得那么严重,人在面对庞大的社会文化时,缺乏全面把握的能力,这是我们存在的限度,面对文化的极大丰富性,我们很容易马上发生一种文化心态,想以最简单、明了、清醒、及时的方法把它把握住,这就产生各种夸张性的立场陈述。但在无数个二元简单的对立冲突之中,互相的冲撞会对冲,逐渐会形成健康多元的判断。

为什么在中华民族面对现代文化建构十字路口的时候,在讨论文化创制的时候,大家会对此感到那么焦虑呢?似乎我们的文化已经完了。其实我觉得一点没完,只不过是欠文化活力的表现。对社会文化传播特别有研究的传播大师李普曼特别强调,所有公众都是幻影公众,无比丰富的现实社会文化都是由幻影公众来构成。通过对冲,逐渐唤醒公众,形成来无影去无踪的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在来无影去无踪当中相互替代,公众理性的文化、习性就沉淀下来了。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的,那种对立比今天中国一点都不逊色,原因是我们从封闭的社会文化状态走到今天,大家容易一靠运气,第二总是夸张放大,但通过逐渐地耗尽运气,就积淀了理性的社会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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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文化撕裂是哪种类型的冲突?

张静:我对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撕裂现象没有那么忧虑,有一些审慎的乐观,因为不变动的社会不会出现争议,争议产生动力,是内在活力的表现。我们可以从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看看理由。

先看经验方面。任何社会在它出现巨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巨大的悸动和争议。在变革的前夜,有的时候这段时间会很长,有的时候倒退,有的时候停滞,但讨论通常是变化的开端。在改革开放之前,争论要不要往市场经济走还是保持原来制度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从经验角度来看,争议是一个社会活力的表现,说明它正在寻找前进的方向。

理论方面抽象一些。中国文化、绘画、哲学的主调都是反映和谐,反感对抗。中国传统绘画里人非常小,他们与山水和谐一体,而不是与其斗争,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抗的东西;这跟西方绘画中的强烈——往往有一束光照在中心人物的表情上,表现对抗、冲突的关系,其中有魔鬼、野兽、凶杀、战争,……总之神话故事的基调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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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喜欢人物与山水融为一体。

这并非没有意义,而是体现出不同的思维逻辑。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敏锐的分析,他提出,西方哲学设置了二元对立,彼岸和此岸的对立,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对立,宗教魂灵和肉身的对立等等。设计这些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对照此岸的不完美所在,然后利用对立所产生的憧憬和动力,来改变此岸,向彼岸前进。这就是二元对立的作用,它设置了一个目标、精神世界作为前行的设想,所以西方文学作品多数是善与恶,伦理与狡诈的斗争。总之对立的一端是好的,值得追求和向往的,另一端是不好的,需要改进的。

但不是所有冲突都会产生好的、建设性的结果,有很多冲突是毁坏性的。这就需要问,我们的冲突是不是二元对立那个意义上的冲突?我的看法,不一定是。刚才说的善恶冲突、彼岸此岸冲突、精神和物质冲突、灵魂和肉身的冲突,是有高下之分的。但我们看到的不少冲突在目标、理念和手段方面互似,如果冲突双方是争夺资源或者争夺权力,而手段、原则、性质是一样的,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只有哪个胜,因为我用你对付我的方法对付你,你也在用我对付你的方法来对付我,这不是什么二元对立冲突,这样的冲突不一定能产生新的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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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

杨早:我追问一句,不管是面对底层还是少数民族,现在我们谈启蒙时的底气比以前小了很多,那么有没有可能重建启蒙的高度?

任剑涛:这其实是启蒙如何自处的问题。启蒙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蒙我启”。这是一批社会精英,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容易出现的行为:我已经走出洞穴了,我已经不被洞穴假象所蒙蔽了,我的任务是告诉芸芸众生,你们是愚蠢的,我来启你的蒙。大众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启蒙非常排斥,尤其是在多元复杂的全球文化时代,这种启蒙谁都会排斥。

还有一种启蒙叫“有蒙共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不足、对相应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了解都有限度,因而我们谦恭地承认,面对理性的权威我们服从有蒙共启、避免人类自我蒙蔽,这样一来,启蒙就永远是一种面向自我的事情,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教别人,你是笨蛋,怎么还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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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客气地说,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人)是“你蒙我启”最强有力的构成群体,因为这两拨人成长于中国非常封闭的阶级斗争时代,现在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无形中使他们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封闭性判断拿来作为承担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使命的一种自我期许,结果造成了在主流文化心态上跟社会全球化、多元化,尤其是跟新生代文化(80后、90后文化)直接对撞,这样就使后者对你的启蒙非常反感。所以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从年龄段来说,50后、60后要高度地自我反省,因为这两拨人登高望远、叱咤风云、领袖欲望太过强烈,像我这样随时自我解嘲的人会看到这种状况不能延续下去。

但中华文明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并不能说自我解嘲就能把这样的处境改变。所以启蒙究竟如何自处、启蒙究竟如何有作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在于精英的使命自认——“我承担这样的使命,这一代再不尽这样的责任,中国社会就完了”——经常听到50后、60后精英人物的自我表达,我感到非常惊异。现在这帮人最爱表达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再要怎么怎么样也是社会的小群体,十几二十几万人能够把社会怎么样?其实精英文化的自我衰退和自我拯救要比他们去承担所谓精英启蒙的责任还要更严峻。这点上,我相信中华文明的文化创制走到全球化时代、走到风云聚会的时代、走到自己的十字路口时代,我们怎么去严格反省自己的文化出路才是关键问题。

(编辑:胡子华、张宁。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文化创制”活动发言实录。小标题及图片皆系编辑所加,除现场图片,其它图片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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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思想现场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应该自我反省|思想现场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社会转型与变迁。主要著作有:《法团主义》(1998),《国家与社会》(主编,1998),《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00),《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2001),《哈佛笔记》(2005),《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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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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